刚刚进入关中的初春季节，风却依旧凛冽。某天早晨出门，无意间的一瞥，路边的柳树枝条上长出一片鹅黄的嫩叶，毕竟是春天了，这是瞬间发生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。几乎同时映现于脑际的景致，便是家乡灞河岸边独成一景的柳色，还有回响于心底的李白的词句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……
    禁不住那一抹鹅黄色的嫩叶的诱惑，约一二乡友回到灞河滩上，在瞥见那一派柳色的瞬间，我顿生遗憾，不过迟来了三五天，柳树枝条上的叶子已经转换成绿色了。河岸边的柳林，恣意纵横伸张着的细枝上，都缀满刚刚由鹅黄转换为嫩绿的新叶；没有一丝风，连接成一道绿色浮云似的柳叶纹丝不动，沐浴着午后温柔的阳光。我还是看到了一团夹杂在望不到头的绿叶中的鹅黄色嫩叶，大约是柳树种族中的一株异类，或者类同双胞胎中的那个后生孩儿，却让我感受到无可替代的诗意。
    眼前的灞河和河上的桥，以及河边桥头的柳色，既不是李白们千古吟诵的柳色，也不是我记忆里的柳色。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，我在灞桥南头的中学读书，学校的北围墙紧贴灞河河堤的南坡。河堤向水的一面，不过百米便有一道青石垒筑的挡水坝，坝与坝之间全蓬勃着一株株合抱粗的柳树，无疑也是为着减弱河水对河堤的冲击力。站在灞桥上远眺，柳树的绿叶顺河而上而下绵延三五十里，成为一种令人惊诧又浮泛诗意的独特景象，自然可以理解历朝历代的诗家词人，何以会留下无以数计的吟诵灞河柳色的诗章。而我所亲见的柳树下的风景，是我的同学在河堤上读书，或是于微明中在河堤上跑步做早操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每逢周六下午回家，出学校后门便跨上河堤，打开我正在阅读着的小说，一路读过去，不用操心脚下的磕绊，更不用担心撞人碰车，那个时代的汽车很少，连拖拉机也是稀罕物，偶尔有人骑自行车过往，总是骑车人绕着步行者。这道于解放前修建的灞河长堤，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，属于那个国穷民更穷的战乱年代的非凡工程了。
    也有令人痛切的记忆，我在这儿读高中的三年，正遭遇着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的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饥饿的感觉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体验。每到鹅黄的柳叶刚刚冒出，不仅村里和镇上的居民争相捋取，我和同学也爬树攀枝，很小心地捋下嫩叶，在一位当地同学的家里煮熟，用温水浸泡一夜，把柳叶里的苦汁排除，再一勺一勺分给全班每一个同学。作为农村出身的学生，自幼年我就吃惯了多种野菜野果，却从来也没听说过柳树叶子可以当饭菜吃的事。想来也很自然，寻常那些诸如荠菜和洋槐花榆钱儿等野菜，早成为饥饿年月的抢手货，被抢挖抢摘一空，便把肚子的填充物扩大到柳树枝上的叶子。当我攀枝捋柳叶以及嚼食变成黑色的柳叶时，完全缺失了“年年柳色”的诗性浪漫，只有肠胃得到填充的满足。
    匆匆间20年过去，上世纪80年代，我又回到灞桥古镇。曾经读书的母校在灞桥的南桥头，后来供职的文化馆在灞桥北头的古镇上。刚进灞桥古镇不久，便遇上早春河堤上一派鹅黄的柳色，傍晚时分就散漫在河堤上沙滩里，眼看着那鹅黄的柳叶一天天变得金黄，变成浅绿，又变成深绿色。有文学朋友来，我便引他到河堤上散步，无论说正经事还是闲聊，无论是鹅黄的柳叶抑或是绿云般的柳色，都令朋友陶醉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大约是我到古镇的第二或第三年，我发现柳树的叶子发生了异变，一棵又一棵柳树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一种枯焦的黄色，刚刚入秋便落叶了，第二年就再也吐不出那诱人的鹅黄了。每当我周六回家和周日下午返回灞桥，骑着自行车在灞河南岸的长堤上行进时，便看到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，死去的柳树已被人齐根锯断，留下一个圆圆的桩子；一棵又一棵合抱粗的柳树的庞大的树冠上的叶子，呈现着如病患者的枯黄色，不久也该被锯断了。这些柳树是上世纪40年代筑成这道河堤之后栽下的，30多年的树龄，又得着灞河水的滋润，棵棵都长到合抱粗的树干，成为守护河堤的天然屏障；庞大的树冠互相参接，构成一道绵延几十里的绿色云雾，壮观而又不失柔美的柳色，年年月月，成为关中地区独有的一道风景。可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，灞河的柳色消失了，没有了柳色的灞桥和灞河，如若李白有灵，该会发出怎样的喟叹。我听说受害于某种病毒，也有人说是空气中的有害的工业废气。我似乎凭本能判断偏重于后者，那个时候关于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。
    我现在和朋友漫步着的灞河长堤，依旧是那道老堤，面目却全非了。这儿已经被改造被装点成公园了，得着灞河水的滋润，正儿八经被命名为“灞河湿地公园”，河堤内外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，其中不乏颇为稀罕的品种；河边原来的沙滩，也是奇花异草连片相间，栅栏围护的木板小桥通到水边；水边长着密不透风的野生苇子，有水鸟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凫游。
    但我还是偏重这个季节里的灞河柳色。河堤内侧的滩地上和河水两边的苇丛里，有连片的柳树，还有独撑一方柳色的单株，不像是人为的栽植，而是自然的野生。我和朋友倚在柳树干上闲话，那一株株柳树已经有半抱粗了，柳叶刚刚从鹅黄转换为嫩绿，散发的清爽之气弥漫在空气中，令我有一种发迷似的陶醉，记忆里缺失的柳色终于得到补偿了……年年又有柳色了。
    在灞水岸边柳色之中漫步，和朋友少不得说到李白的词句，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。汉唐时期的灞桥是长安城的东大门，迎接贵客好友到此等候，以示敬重；送别也送到灞桥桥头，依依不舍挥手；更有那些冒犯者被贬到远方，亲朋好友送别到灞桥，就不仅是伤心伤情的告别，而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了。可以想见几百年的王朝更迭中，灞河的河水里石桥上柳荫下落过多少泪水。
    站在柳色中的长堤上，隐约可以眺见灞陵。灞陵里安卧着汉文帝，陵墓选在白鹿原西端的北坡上，坡根下便是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水，史称灞陵，白鹿原随后也有了另一种称谓——灞陵原。灞桥距文帝陵不过三四公里，李白不说灞桥伤别而说灞陵伤别了。《史记》里的灞陵原又称“灞上”，泛指白鹿原以及原下的灞河小河川，灞桥也在其中。
    我现在看到的灞河，河水边依依着青春男女，祖孙三代散漫在柳色之中，偶尔碰见多年不见的熟人，握手叙旧，也都是轻松欢悦的腔调，大约谁在这样的柳色里，都不会有撇不开的心事。这里已经没有伤别，依旧着年年柳色。